文／陳婉寧
台大土木系李鴻源教授指出，莫拉克颱風不會是讓國家防災機制全面啟動的第一個颱風，以國際級的國家防災應變能力而言，台灣欠缺長期以來的國土監測、災難預警預防、事故發生的緊急應變措施網絡、災後重建的社會心理輔導與民生支援；而這些需要長期耕耘與寂寞相伴的第一線工作性質，在世俗眼光下難以被看見與鼓勵。莫拉克不會是最後一個莫拉克，我們只是在向苟延殘喘的虛擬安全提款。李鴻源教授無奈苦笑說：「毎當國家重大災難發生我只要拿出歷年的數據圖表、政府應變成果與災後檢討，我們其實可以發現：『這只是不斷地惡性循環，自然災害導致人財損失，再引發民心媒體砲轟，緊接著會有一批論述與評論出現告訴大眾與政府應該如何如何…，很可惜地，類似情節年年上演，台灣永遠學不乖，不論是政府、NGO/NPO團體、法律制度與民眾心態思考邏輯都應該再教育與再調整。』」
1996年起台灣極端氣候成常態，面對災害該上緊發條
根據李鴻源教授長期收蒐集台灣氣候、水文、土石相關資料顯示：歷年襲擊台灣之颱風有暴雨集中與颱風數增多傾向。台灣年均有4-4.5個颱風，但莫拉克僅是今年第一個登陸颱風，李教授憂慮很難想像國土是否承受得起下一次風災？
而八八水災重災區的養殖業區，更完全突顯風災肆虐加總地盤下陷3-12CM不等的低窪地區、年抽61噸地下水的浩劫。山區地帶則因土石流、堙塞湖崩塌造成道路橋樑中斷與水患。這些災難在1980年代即以出預示警告，但救災、防災與重建在當時只是「少數專家說的語言」，並未獲得注意。
李鴻源教授說：「台灣的自然治理總是放在「治理自然」而不是「治理人」，但人類行為聚沙成塔地轉化為吞噬我們生活的巨獸來源。想要去「治理自然」、「治理土地」、「治理山川」是狂妄的想法，真正該治理的其實是「人的思維」。
李鴻源教授提到像土石流與沖積扇是相輔相成，草嶺湖本身蓄水就如一小型水壩般豐沛。台灣國土體質已經是先天不良，加上後天又失調，未來面對災害該上緊發條的，不只是自然災害，還包括人為災害。而災害系統的重要性應該等同於國防軍事，而台灣現階段的災害系統機制永遠只是任務性的、臨時性的，放眼國際間其他國家災害系統規劃之縝密與長期經驗累積，更是讓多災多難的台灣島感到汗顏！
防災體制不是家家酒，根本在於跨部會整合
李鴻源教授談及嚴謹的防災體制，以國外而言必定有救災總署坐鎮指揮，諸如：災害即時資訊蒐集（包含地形、河川、土石、建築物）及各式災害分析、軍事演練、災害情境模擬…等即時資訊，救災不是憑著一股勇氣和大軍揮進就可以效率達成的。防災總署必須掌握精確行政、數據、救災人數需求….等等，救災絕對是件不容小覷之事。如果只是「便宜行事」地因應成立「防災署」，這種看似名號端正，實際上漏洞百出的機制不如不要！
此次八八風災所造成之土地傷痛，從航照圖看高屏溪流域共有1490餘個崩塌點，崩塌面積高達6000公頃，如何減少二次災害，也關乎未來重建考量。再者，同時從這些既有的圖層（諸如：淹水潛勢圖）觀看，套疊上土地利用、都市計劃圖層來討論，就可以發現哪些地方適合居住、重建與否？只是在開發、居住、建設的當下，卻從來沒有將此兩套模式系統討疊規劃以期尋求「一種相對的安全」。我們的跨部會整合永遠只是口號空談，於此次災變反應上更加一覽無遺。
李鴻源教授再次呼籲：國土規劃與重建、防災教育與救災技能都需要再教育。根據過去水利署重建、整治、預算及計劃，如果有確實執行足以改善水利環境，但就是因為跨部會不但無法整合，反而淪為政治操作，將民眾生活中難以察覺的水利工程改善淪化為消耗預算，轉換成簡單不過但立即性的成果：公園路燈增設、水溝建設、甚至是蓋蓋幾座涼亭了事！政治過程的黑盒子抹暗了土地與人民應有的基礎安全，卻沒有人敢站出來說話。
台灣島所面臨極端氣候變遷與國土規劃和民眾生活，在未來至少200年內都深深地影響我們，同時也是在此世代必須預先準備之功課。工程手段固然是作為治水之基礎，但更需要「非工程思維導向的人治」與國土復育規劃。
台灣面臨嚴重環境考驗，轉換國土規劃思維
小小台灣島暖化速度是世界平均值之兩倍、二氧化碳排放量高出世界平均值之三倍，而南台灣之都高雄更高達十一倍！治水根本最終極還是在於「節能減碳」，整體國土環境的改善，治水只是一小部分，農業、漁業、社會參與、國土計劃等範疇都必須納入考量。
面臨嚴峻環境變遷，我們的國土監測系統機制根本尚未完備。台北市目前有洪水預報提前六小時之能力，同時也能知道水位高度。但離開淡水河流域這樣的機制幾乎是沒有。以致政府與公民對國土的了解資訊貧乏，國土監測系統同時也是一項得不到掌聲的工作，許多地方政府心態寧願將預算化作硬體工程「拚業績」。1980年代發展國土監測系統至今，我們的資訊累積依舊不足。例如：高屏溪流域整治即關乎沿岸800多萬人之生計，國土規劃顯然必須將土地承載力與產業生態考量進去。加以台灣都市人口密集，鄉村逐漸都市化、行政區域劃分與北中南東離島和原住民等層次，防災議題顯得更形重要。
舉台灣高山農業為例，農業上山在山頭形成縫縫補補的補丁地貌，敏感區的無管制開發、水庫淤積，某部分也是肇因於政府討好民眾地開放。國土規劃治理在於「對話」，與土地上的公民對話、與在地文化對話、與地方政府和地方組織對話，可以談論規劃治理中的可讓步與不可讓步之比例。讓政策辯論的空間擴大，而不是只有色彩，沒有是非。
例如：嘉義地區地層下陷議題，每年以12CM的速度下陷，抽取60億噸之地下水相當於150座水庫之水量。漁民在災害中算計之損失，即便帳面收入驚人，但扣除各項成本及災害損失，破產漁民在所多有。李鴻源教授提出自己過去為嘉義養殖地區提出之計劃，幾個重點著重在與漁民開啟規劃對話、輔導在地人口生態休閒產業轉型、進行滯洪池規劃維護微氣候狀態。治水不是在斷人生路，同時要了解在地生產生態困境，將觀光發展與生計生態結合，進而找出多數認同之方案。
誠如先前所提跨部會整合之重要性，當一條流域動輒跨及四、五個部會、十個以上二級署局管轄，就能了解治水實在需要政府組織的再造創新！
李鴻源教授說國土計劃是「國王的新衣」，我們的耐災能力也相對疲弱。土地管制失靈、開發變得難以控制。「宜蘭桃園化」隨著優美農舍雨後春筍般生成，成了地景地貌上難以扭轉的痛，不論是國土規劃或水域治理，都不能只押注在硬體工程的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。我們是要去「治理」不是「管理」。再度重聲以台灣目前的經濟水平發展、教育的普及化，實在沒理由在環境治理面向上有如此差勁表現，知識分子不應再沉默以對，公民亦同。從社會價值觀、法令規章修訂到實際行動方案，面對環境變遷從來就不只是「等待答案」，台灣島上環境問題層不出窮，我們永遠是在解決「昨天」的問題，更遑論處理「今天」和「明天」的危機。
從現在起，環境治理思維轉化，「創意」、「行動」、「參與」是另一個可能的開始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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